實驗室的空調永遠開得跟***一樣冷。
那股冷不是凜冬臘月那種刀子似的烈性寒，而是一種陰惻惻的、緩慢滲透的冷。它從天護板上那排白鐵皮包裹的風口里均勻地吐出來，嘶嘶的氣流聲晝夜不停，像某種巨獸綿長的呼吸。它沉甸甸地積在房間底層，鉆進腳踝，漫過膝蓋，從褲管和衣擺的每一道縫隙里一寸一寸地往上爬，最后把整個人都浸透了。
熒光燈管在天花板上嗡嗡輕響，灑下來的白光像磨碎的霜，落在不銹鋼臺面上折射出一片冷硬的光澤。超凈臺的鼓風機低頻率地轟鳴著，冰箱壓縮機每隔十五分鐘啟動一次，發(fā)出沉悶的震顫，離心機在高速旋轉的時候會出尖銳而平穩(wěn)的嘯叫，像一根極細的鋼絲勒進耳膜。這些聲音混在一起，構成了這間實驗室永恒的**音——一種枯燥的、機械的、毫無感情的白噪音，日復一日地浸泡著困在里面的每一個人。
時間是晚上十一點四十分。
我把下巴縮進衛(wèi)衣領口里，弓著背，整個人蜷成一只受寒的蝦。面前那臺熒光顯微鏡已經(jīng)開了將近四個小時，目鏡的橡膠眼罩把我的眼眶壓出兩道深深的紅印。視野里那一片被FITC標記的細胞正在我眼前出幽幽的綠光，像深海里某種孤獨發(fā)光的浮游生物。它們的輪廓在我酸脹的視網(wǎng)膜上不斷模糊又清晰，清晰又模糊。
其實我早該走了。今天的切片已經(jīng)看完了三組，數(shù)據(jù)也整理得七七八八，導師明天要的匯報材料躺在我電腦桌面那個怎么也不肯被刪掉的文件夾里，已經(jīng)改了五版。我沒有任何理由在這個時間段繼續(xù)待在這里。
但我沒走。
因為整間實驗室，現(xiàn)在只剩下兩個人。
我和他。
他在最里面那排工位，我在最外面這排。中間隔著四張實驗桌、三臺冰箱、兩臺離心機、一排試劑架和一道不長不短的走廊。走廊的寬度不過兩米多一點，但這個距離在心理上被無限拉長了——它像是一道我用盡全力也跨不過去的深淵。我在深淵的這頭，借著熒光顯微鏡的掩護，把余光擰成一根極細極韌的絲線，沿著不銹鋼臺面的反光、越過落了灰的移液槍架、穿過半開的試劑柜玻璃門，小心翼翼地探向深淵的那一頭。
大師兄。
他今天穿的是一件黑色的薄毛衣，領口不高不低，剛好卡在喉結下方兩指的位置。袖口推到手腕以上，露出小半截前臂和一只骨節(jié)分明的手。他左手撐著額頭，右手握著鼠標，食指指腹以極小的幅度在滾輪上摩挲著，屏幕上論文的頁面緩慢地往下滾動。那篇論文的標題我下午路過他工位時偷瞄到過，《Nature》子刊的一篇綜述，講細胞焦亡通路的分子機制，頁碼超過四十頁，參考文獻密密麻麻占了三欄。他在看這篇東西的時候眉頭微微蹙著，眉心擠出兩道淺淺的豎紋——不是那種大起大落的情緒，而是一種長期浸泡在高壓之下的、刻進肌肉記憶里的疲憊。
他面前的白色陶瓷杯已經(jīng)空了。
那只杯子原來不是這個。原來那只白色的、杯壁上印著一只簡筆畫小貓的陶瓷杯，是師姐研一那年送給他的生日禮物。我記得那只杯子的每一個細節(jié)——貓的尾巴在杯柄處彎了一個小勾，貓的眼睛是用極細的黑色線條勾勒的，正面看它的時候那雙眼睛好像在對你笑。大師兄用那只杯子用了整整三年，從研一用到博二，茶杯里泡過鐵觀音、碧螺春、普洱、速溶咖啡、感冒沖劑，杯壁內側被茶漬染出了一圈洗不掉的深褐色痕跡。他從來不讓別人碰那只杯子，洗都是自己洗，晾干之后端端正正地放回鼠標墊右手邊那個固定的位置，角度永遠朝著師姐工位的方向。
那只杯子是在上周三消失的。
我記得太清楚了，因為那天是十一月的第一個大降溫。我從宿舍出來的時候被風刮了一個趔趄，到實驗室的時候鼻子凍得通紅。推開門的第一眼，我就看到大師兄的鼠標墊右手邊空了一小塊。那個位置他放了三年杯子的地方，現(xiàn)在只剩下一小圈沒有落灰的淺色印記，像一個還沒完全愈合的疤。他換了一只普通的玻璃杯——實驗樓樓底下教